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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任时俗变化作家应有坚守图

发布时间:2019-06-07 04:09:26 编辑:笔名
新生儿偶尔咳嗽几声是怎么回事
新生儿偶尔咳嗽几声是怎么回事
新生儿偶尔咳嗽几声是怎么回事

图为参加此次“中德作家论坛”的部分作家。

宋嵩制图

“朋友们,当你们走了万里路,踏上中国的大地时,可能已经发现,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的复兴。如我们大家所知道,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,它也应该是文化的。”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致辞拉开了为期两天的“中德作家论坛”的帷幕。她将这次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话比喻为“一个有趣的过程”:“互相凝视,互相发现,世界因此而广阔、而美好”。她期待德语作家“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作家的文学品格,了解中国作家面对壮阔丰饶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,从而意识到中国的文学和作家从我们的历史和时代中领受的使命和。”

德语文学里曾涌现了无数杰出的诗人与作家。其中,里尔克、托马斯·曼、君特·格拉斯、马丁·瓦尔泽等人,都对当代中国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。直到今天,德语文学依旧生机勃勃,是值得中国作家重视的文学资源。而对于德语作家来说,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散发着越来越大的诱惑。柏林文学论坛主席乌尔里希·雅内茨基曾说:“因为中国的迅猛发展,人们对中国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日益关注,曾有的疏离之感逐步走向消解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。”

2009年,中国百名作家组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,在德国引起一时轰动,为中德文学交流开创了良好局面。4年之后,这种大规模的文学交流在北京接续了薪火。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、柏林文学论坛、中国人民大学等联合主办的“中德作家论坛”于9月1日至2日在京举行。双方数十位作家齐聚一堂,就“全球化时代的文学”、“与自由”、“家园与乡愁”等话题展开交流。

风号大树中天立

作家有没有异于常人的

“全球化时代,作家将承担何种”是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,在这个略显沉重的题目上,中德作家各抒己见。一些人认为,作家也是普通人,与常人一样担负应该担负的,除此之外不该要求更多。但另一种观点却表示,作家应有天下意识与担当意识,为人须有大忧患大悲悯,为文须有大精神大气度。

德语作家罗尔夫·拉佩特常年为电视台撰写剧本,他觉得,人们总是谴责作家坐在象牙塔里创作文学,而不能在社会事务上表态,但是同样的要求却绝不会对牙医或汽车司机提出。拉佩特说,作家也是普通人,却总被用另外的标准来衡量,“有人愿意像德国的君特·格拉斯、瑞士的阿道夫·穆希格,做社会的良心,把大把时间花在接受采访、参加论坛、写评论文章等事务上,那是他们的自由,而我愿意把这些时间用于纯粹的文学创作,这同样无可厚非”。

而在年轻的中国作家张悦然看来,作家并非普通人,与其说作家比普通人多具有什么天赋,倒不如说多了某种欠缺——他们与生活的环境之间,欠缺了某种润滑剂一样的东西,所以作家总能比常人感觉到更大的“摩擦”。张悦然觉得,这种摩擦使作家更为敏感,备受煎熬,同时也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,一直保有这种痛苦而可贵的摩擦,对作家来说十分重要。

对民族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作家贾平凹,发言中流露着古朴的中国传统文人情怀。他表示,中国素有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文化传统,关注社会、关注现实是作家的必然选择。虽然作家开不了药方,但可以用史的笔法去记录时代,记录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。

风号大树中天立,昂首向天鱼亦龙。这两句诗某种程度上传递了贾平凹的文学情怀与精神追求。昂然挺立,无畏艰辛,有所承担,贾平凹说:“文学艺术应乎天而时行,如燃烧的柴火升腾光焰,烛照黑暗。理想的文学是文明而刚健的,使社会元亨,并且自身也元亨。”

云层之上尽光明

文学的境界都是相通的

家园与乡愁是中德作家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。乡愁本来与爱情一样,是文学的永恒母题,自古就被反复书写。但在当下情况又有不同,因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,世界正在逐步“缩小”,人们的迁徙变得越来越频繁,充满理想色彩的乡村日渐稀少。这种变化会怎样投射到文学当中?

曾获得毕希纳奖的德国作家福尔克尔·布劳恩认为,故乡是充满了矛盾的存在,在故乡所经历的过去,必会影响作家未来的创作。有人进一步说,对于作家而言,家乡其实是一种情感,潜藏在心灵深处,是渴念之地、憧憬之所,因而常常带有理想色彩。不管现实的家乡如何发生变化,作家心中的家乡,反倒会因为距离的增加而感受越发强烈。

与会作家中,不少人都将书写的目光对准家乡:莫言写高密东北乡,贾平凹写西北农村,刘震云写“故乡系列”,方方的小说武汉味十足……家乡虽然是他们的书写对象,牵动着他们敏感的神经,甚至家乡的独特风情都已化入他们作品的骨髓之中,但如果你想依照他们的作品按图索骥,又常常会发现,他们笔下的那个“家乡”,更多富于记忆与历史的色彩。

中德作家对于家乡的感受不尽相同。有德语作家说,家乡好比大衣,离开家时要穿上,进入另一座房子后则要脱下。也即,家园意识并非恒定,它会随着经历的变化被重新“编码”。乡土意识极重的中国作家多半不这样认为,在中国,地域文化常常会为一个作家打上终身不变的烙印。但是,这不妨碍两国作家都能写出的乡土文学。对此,贾平凹讲了一个故事。有次坐飞机,当飞机穿越云层,他看到天空刹那间变得一片光明,当时便有所悟:加在文学头上的种种因素,如题材、技巧、地域特色等,都只不过是文学上空的“云层”。这些云层尽管各有不同,但如果上升到足够高度,穿越云层之后,看到的将是一个相通的光明世界。贾平凹说:“文学也是一样,到都是相通的。”

此心不随流俗转

盲从流俗是文学创作的大敌

此次论坛上,吸引听众的,还属一些闪耀智慧光芒的独特认知。

“讲故事的人”莫言依旧选择用故事来表露观点。他说上世纪90年代,中国兴起“下海”风,他也按捺不住去当了编剧,写了10集电视剧,挣了一万五。原本还沾沾自喜,结果过不了多久,他就看到了文学陕军的东征,陈忠实拿出了《白鹿原》,贾平凹拿出了《废都》,一时间洛阳纸贵,陈、贾二人声名大噪。“我心里一震。我在忙着挣小钱,他们却都在干大事。”莫言笑着说,“所以我重新沉下心写作。作家还是得有坚守,任他时俗千变万化,八面来风,作家应该岿然不动,循着心中的方向前进。”

几十年来,中国文学忽而慕洋,忽而崇古,忽而尚雅,忽而追俗,学者专家论说不休。莫言却给出了自己的看法:无论什么时候,作家都应该是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者。不避中西、不择雅俗、不顾毁誉,使自己的创作别开生面。他说,只要能够为我所用,又何必管它是来自何方?

文学创作中,批判常常比肯定更能赢得掌声,于是催生了不少故作姿态的批判性作品,作家刘震云一针见血地讽刺了此类作者。“直接去写揭露与批判的作品,更容易受到当下的欢迎和另外国度的欢迎,但它带来的一个结果是,这类作品同样大大降低了文学品格。”他打比方说,“好像在街头用酒瓶子把自己的脑袋砸破一样,它肯定能吸引注意,但它并非生活的本来形态。”

以《平原》、《玉米》、《推拿》等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家毕飞宇,则表示要沿着鲁迅的道路,继续写分析中国农民的作品。在他看来,鲁迅之所以伟大,原因就在于不仅对底层农民充满同情,而且还以理性眼光分析他们,看到了存乎其中的人性的鄙陋可怜。这一点正是很多作家学习鲁迅却未能超越鲁迅的地方。“他们在情感上偏向于底层人群,这一点令人尊敬,但他们同时认为,真理或正义也一定存在于底层之中,这就缺乏分析。”毕飞宇说。

作家徐则臣谈道,在近年一个阅读调查中,《红楼梦》、《百年孤独》被读者评为“读不下去”的文学作品,显示了当下的阅读习惯与经典作品之间,正在形成巨大的撕裂。快餐阅读已经改变了读者的思维方式,使他们对经典文学产生了心理抗拒。而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人,不应该屈从于这种流俗,而应为经典作品的命运抗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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